兴衰循环背后是财富和权力的周期性转移
人类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其中是否有规律性可循？
毫无疑问，万事万物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转。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样不会例外。
生存和发展是人类最本质的追求，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目标显然就是创造财富；如何分配财富也就是谁掌握权力则是维持生存和发展秩序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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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追逐财富和权力的历史。
财富和权力不过是一体之两面，权力是为财富服务的。
世间万物总是不断循环的，这就构成了周期现象。人类社会运行也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规律，而且可以说这种周期性波动更为显著。
财富和权力的周期性转移，就是人类社会历史运转的本质。在这个周期性转移过程中，政权更替的故事不断上演、国家兴衰不断循环。
下面就将分析这个周期性运行的结构。
具体而言，一个政权的生命周期可分为六个阶段：兴起、繁荣、鼎盛、衰落、中兴和灭亡。
兴起
权力来自于强者之间竞争的结果，最强者战胜所有其他对手，从而登上权力宝座。
当一个政权建立之时，通常是刚刚经历一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毁灭了旧有掌握财富和权力的特权阶层。
新的特权阶层尚未形成。此时全社会基本上是平等的，不过这个平等的持续时间很短暂。
此时，新的秩序也正在形成过程之中，政权尚不稳固。
在战争中获胜的掌权者致力于国家的稳定。其手段是进一步镇压反对者的残余力量，同时消灭内部觊觎最高统治权力的实力派挑战者。
这一过程一般持续20-30年时间。
当这一切完成之后，新的统治秩序也就建立起来，新政权也进入到上升期。
新的统治秩序的目标就是培植新的权贵阶层，其核心则是重新设计财富控制和分配的制度，当然这种新制度所带来的利益由新权贵及他们的同盟者即新的资本集团和企业主享有。
新秩序的目标就是让新的统治阶层有效控制权力，进而掌握财富。
繁荣
随着新秩序的建立和稳定，并逐步发挥效力，新政权的繁荣阶段也随之来临。
这一阶段，权力与财富是通力合作的，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
此时，统治者的思想也比较开明，整个社会也是包容和谐的。
由于敌人已经被消灭，国家的力量集中于经济建设，其本质则是为新的权贵和财富阶层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和持续地提高，财富极大地丰富。社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政权建立初期和繁荣中前期，政治也是比较清明的，当权者也是遵守基本秩序的。这些都有利于繁荣的持续性。
然而，随着繁荣阶段进入后期，财富的积累导致贫富分化的出现，社会财富逐渐向资本所有者和大企业主集中。
在这一阶段，随着繁荣期的来临，平等却开始被打破。社会越是繁荣，贫富差距反而越大。当繁荣到达顶点之际，也就是政权开始走下坡路之时。
与此同时，掌权者逐渐变得骄傲自满，大肆挥霍，非生产性开支越来越大，对外发动战争，从而造成财政逐渐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于是，掌权者开始大举借债，在繁荣的表象之下危机已经若隐若现。
鼎盛
贫富分化程度是与繁荣一起到达顶点的。
掌权者热衷于穷兵黩武，或是扩大势力范围，或是宣示影响力；更有甚者，绝大多数统治者在此时都会挥霍无度，无论他此前是否是圣主明君，都摆脱不了财富和权力膨胀之后满足感和虚荣心对他的致命控制。
往往决定政权转折点的重大事件就发生在政权最鼎盛的时候。
比如，汉武帝时汉朝发展达到顶峰，他四处征战、挥霍无度，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汉朝开始走下坡路。
再如，唐代经过一百年的经营，玄宗时迎来开元盛世。然而，从繁华盛世到天宝之乱仅是转眼间的事。
这个阶段，曾经带来繁荣和强大的既定秩序已经被彻底破坏，权力和财富掌握者之间已经肆无忌惮无视规则地互相利用，它们之间的交易是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社会充满了巧取豪夺，普通民众的财富被掠夺和侵占。
财富集中于极少数权贵手中，腐败程度也达于顶点，社会一片黑暗。
社会公平与正义完全被抛弃了，社会矛盾已经达到爆发的临界点，危机已经是一触即发，只需要一个导火索。
衰落
再辉煌的成就都可以毁于一旦，再强大的政权终有日薄西山之时。
决定政权命运的重大转折点是突然出现的，或是内部动乱或是外敌入侵，往往是内忧外患一并爆发。
唐朝的安史之乱，明朝的土木堡之变，都是一夜之间让这两个曾经强盛无比的王朝走向衰落。
由于此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政权统治持久性的影响力，这些都意味着，尽管遭遇了严重打击，政权的存在仍能维持相当长时间。
政权还能维持形式上的统一，内部其实已经四分五裂，或者腐败不堪。
政令明显开始违背既定规则，日益具有破坏性；政府内部充满钻营投机之徒，权钱交易盛行；行政仅仅是勉强维持的状态。
尽管政府不断缩减开支，但收入下降的速度更快，以至于中央政府无力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国内民众对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日益上升，各种起义和运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外敌也趁机侵犯，政府处于忍辱退让的境地，国土面积被不断蚕食。
繁荣早已远去，衰落已经是大势所趋。
政权只是在苟延残喘。
中兴
衰落并非是直线式的，从衰落到灭亡之间还有一个中兴时期。
第一次大规模的动乱结束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从表面上看，政权似乎恢复了元气。
战争和混乱结束了，诸候割据的局面缓和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也渐渐恢复了。
这时候也恰巧会出现一位中兴君主，其才能甚至不亚于开国或者鼎盛时期的伟大君主。他们也想效法祖先重振江山，他们也算励精图治，于是在政权的中后期一度出现了稳定和复苏的迹象。
然而，这个中兴过程一般比较短暂，仅有几十年时光。
这只是衰落过程中的一个回光返照。
由于既得利益阶层垄断财富和权力已经根深蒂固，中央政府的财力和号召力已经大不如前。分裂局面难以扭转，腐败现象更是日趋严重。
政权已经如癌症晚期病人，化疗已经无济于事，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灭亡
告别短暂的中兴阶段之后，政权滑向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各地革命不断，外敌也是步步进逼，衰弱不堪的政权已经无力应付。在持续不断的各种打击之下，政权已经极度虚弱。
始于第一次大动乱中的诸侯割据至此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中央行政区处于各种诸侯的包围之中。
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瘫痪，已经无人听命于它。此时也是各种最丑恶现象集中爆发的时期。到最后，仅剩一点名义上的统治权，政权摇摇欲坠。
民众的强烈不满，因天灾或者特殊事件的刺激，终于爆发成席卷全国的革命。给予政权致命一击。即便未能直接推翻政权统治，也将会在不久由新的利益集团完成毁灭旧政权的使命。
这就是一个政权的完整生命历程。
这一周期性出现的政权兴衰更替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对于权力和财富的角逐，以及权力和财富在不同集团之间的转移。
权力往往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也是维护这些集团利益的工具。
在一个政权存在的后期，财富拥有者将会更多地从新兴集团中产生，这一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壮大，必然会寻求政治权力的庇护进而掌握权力，如此势必会对既得利益集团构成威胁。
在这一阶段，权力与财富之间必然爆发冲突，最终以代表更强大力量的新兴集团获胜而告终。新一轮权力与财富的循环重新开始。
历史发展的脉络总是这样的：
一个新政权成立初期的众生平等，其目的只是为了安抚人心；政权稳固后逐渐走向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在一个政权的兴盛时期，这种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属于一个合理的良性范围。
不平等发展到极端，便会引致阶级冲突直至政权变更。
在同一类型社会经济制度的范围内，政权变更的原因是社会不平等的周期性演变，也就是王朝兴衰的循环过程。
这种政权变更的特点是，政权仅仅在同一阶层内部不同统治者之间轮换，古代的政权变更更多的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游戏，政权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化。
政权变更实质上只是换了一个代言人。政权的阶级本质和基本制度都不会出现变化。
财富和权力只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转移，即由腐败堕落的集团转移到更能维护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集团。
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没有明显的改变，最多是政权建立初期转瞬即逝的短暂时期，他们能看到一线虚无飘渺的平等希望。
与之完全不同的是，在根本政治经济制度更替的大变革时代，政权变更的性质则是根本性的。
这时的新兴阶层往往是诞生于中下层民众之中。
他们因创新因科技进步而掌握革命性的力量，成为进步力量的代表者。
因旧制度的不平等严重阻碍了新兴阶层对于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他们迫切需要彻底改变现存政治经济秩序。于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阶层就成为社会大变革的领导力量。
如此基本制度的变革因其触动的是旧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是长期以来盘踞的旧势力，触动了政权的根基，影响深远，复杂性和难度都非同一般。
正常情况下必须以革命手段才能彻底摧毁旧制度和旧势力，其间充满了反复和波动。
现代权力和财富转移依然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只是这个周期大为缩短，政权更替更为频繁。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不断出现新的财富掌握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必然会对政治权力产生诉求。因而统治者之间的更替注定会频繁发生，一个政权的寿命因而越是短暂。这也就是现代选举制度以及较短年限任期出现的主要原因。
权力从君主制走向共和制、从世袭制转变为选举制、从终身制更改为任期制。世界正在以一种更为文明的方式进行权力和财富的转移。
政权兴衰故事背后深藏着财富和权力大转移的周期性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