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短讯！东西问｜彭向前：西夏文版何以成为《孙子兵法》重要版本系统？
中新社银川6月30日电 题：西夏文版何以成为《孙子兵法》重要版本系统？
——专访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副院长、西夏学研究院院长彭向前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李佩珊
《孙子兵法》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之一，作为世界军事文化史上的瑰宝，其思想内涵超越了军事范畴。它不仅被誉为兵学圣典，将兵略极致发挥，更是将“重战”“慎战”思想融入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文化基因中。历经两千多年时光流转，《孙子兵法》依旧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流传至今的《孙子兵法》有哪些版本？西夏文《孙子兵法》与汉文《孙子兵法》有何不同？具有哪些学术价值？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除《孙子兵法》外还有哪些？除重要学术价值外，这些译著还具有哪些现实意义？《孙子兵法》和西方军事名著《战争论》，在核心思想上有何不同？近日，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副院长、西夏学研究院院长彭向前就上述议题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孙子兵法》被称为“百代谈兵之祖”“兵学圣经”。目前主要有哪些版本流传于世？
彭向前：学界此前认为，《孙子兵法》版本虽繁富，但追本溯源不外乎三大系统：竹简本、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实际上，《孙子兵法》还存在另一个版本系统，那就是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为曹操、李筌和杜牧三家注本，分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堪与竹简本、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相提并论，可汇为“四大系统”。
中新社记者：西夏文《孙子兵法》与汉文《孙子兵法》有什么不同？具有哪些学术价值？
彭向前：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残存中下两卷7章(6—11、13)，第6章仅残存卷尾，其余诸章较为完整，在不到全书一半的篇幅内，与流传至今的宋本歧异良多，包括经文和注文的位置不同、内容有别、此有彼无、此无彼有等，有近百条之多。
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图版。受访者供图
中国古代的兵书，自北宋元丰时期的官方定本颁布后，其他各种版本渐趋消亡。这个《孙子兵法》“三家注本”幸赖夏译本流传至今，从中可以反映出未经宋人编辑的汉文古本原貌，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首先，具有校勘价值，可用以订正汉文今本的讹脱衍倒。如汉文第七章《军争》“故夜战多火鼓”句下杜牧注“富哉问乎”，有学者认为是所提问题比较复杂，需用很多言词才能回答明白，所以说“富哉问乎”。但夏译文作“汝问是”，即“你问得对”，表明原文应为“当哉问乎”，即“富”与“当”的繁体形近致误。
其次，具有训诂价值。一些耳熟能详的词语，当时不需要做任何解释，但千年之下却相当陌生了。夏译者的解释性翻译，恰可以填补古代注家在这方面的空缺。如“卷甲而趋”。今人多理解为卷起铠甲，扛在肩上，以便轻装快跑。夏译文为“甲著裾卷”或“坚甲下卷”，即把甲衣的下摆卷起来，这样士兵在行军的过程中，可以减轻两腿的阻力，大步前进。
神臂弓装填弩箭想象图。受访者供图
第三，具有辑佚价值。关于曹操、李筌、杜牧的注文，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中的有些内容不见于《十一家注》和《魏武帝注》。如李筌关于“六害之地”的注文“水流来处者，涧也。中央下者，天井也。四方路无者，天隙也。过处无者，天牢也。林木隐蔽、驰跃处无者，天罗也。地陷泥流动者，天陷也”。此与曹注、杜注有很大的不同，对我们加深对“六害之地”的认识不无裨益，等等。
中新社记者：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遴选出成果65项，其中就有《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研究》一书，该书位列其中的缘由是什么？
彭向前：《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研究》一书，通过对西夏文本的解读最大限度地复原《孙子兵法》“三家注本”原貌，并从兵书比较研究的角度深入揭示西夏文译本在版本、校勘、训诂和辑佚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因此有其特色。
该书首次尝试大规模借助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字西夏文对传统汉文典籍《孙子兵法》加以研究，与以往“以书校书”的做法迥然不同，可解决许多“校勘四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对弄清楚唐宋时代《孙子》及其注本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有重要助益，有望继银雀山汉简面世后在学界再度引发有关《孙子》的深入研究。
中新社记者：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除《孙子兵法》外还有哪些？除学术价值，它们还具有什么现实意义？
彭向前：一大批汉文世俗典籍曾被翻译成西夏文，此类文献被学界称之为“夏译汉籍”。除了译自汉文的兵书《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将苑》外，还包括译自汉文的儒经《论语全解》《孟子》《孟子传》《孝经》《孝经传》，道家著作《孔子和坛记》，医书《明堂灸经》，史书《十二国》《类林》《贞观政要》，童蒙读本《经史杂抄》以及西夏人依据汉文典籍编译而成的《新集慈孝传》《德行集》等，共7大类21种，几乎遍及当时汉文典籍中的精华，皆属善本之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未来充分利用“夏译汉籍”的互勘、互证功用，可以从版本、校勘、训诂、辑佚等方面全方位促进中华传统典籍研究。其影响已超出西夏学研究范围，可达到启迪相邻学科的目的。
辽宋西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民族政权对峙重新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此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利用本民族文字翻译汉文典籍，这实际上是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传统文化认同的一种体现。这种文化认同，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为后来元朝实现统一的中国、中华创造了条件。加强对包括“夏译汉籍”在内的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汉文典籍的研究，从中可以获得中原政权和周边民族在文化上互动的史实，有助于深化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逻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新社记者：当下，世界范围内冲突持续，东西方对战争也有不同理解。《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和《战争论》等西方著作有何不同？
彭向前：《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因各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在兵法中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也不尽相同。如孙子的军事思想侧重于谋略，克劳塞维茨则更强调武力。
《孙子·谋攻》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里有必要对“伐交”一词略作说明，有人把“交”理解为“交兵”，是军事手段；有人把“交”理解为“与诸侯结交”，属外交手段。西夏文《孙子·军争》中“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的“交”，译作“战力结合”，可以印证孙子“伐交”的本义，确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黄朴民先生所言，是通过集结兵力，布列阵势，迫敌退缩或降服，相当于现在的军事演习。在孙子看来，通过“伐谋”而迫使敌人屈服，乃最上乘境界。如果不成，那就进行“伐交”，开展军事演习以震慑敌人。如果敌人依旧要同我方对抗，那就采用“伐兵”的办法，也就是野战。如果敌人在野战失败后，退守坚城、负隅顽抗，最后只好设法攻城了。
克劳塞维茨则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孙子主张“兵以诈立”，克劳塞维茨也承认诡诈的作用，在《战争论》中列专章加以论述，但他对诡诈基本上持鄙视态度。
总之，《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分别代表了东西方古代军事理论的高峰，堪称世界兵学领域的“双璧”。(完)
受访者简介：
彭向前，史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副院长兼西夏学研究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长期从事西夏学和古代民族史研究，迄今出版专著7部，其中2部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10余项，受聘参加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
